《章子怡会与什么样的男子终老》

作者/胡紫薇

 

上个周末,章子怡凭着《一代宗师》里的宫若梅,问鼎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个奖终于把章小姐从汪峰的8分钟里救了出来。可喜可贺。在女演员里,我是偏爱章子怡的。作为观众,喜不喜欢的话,也只能依着她所塑造的角色去判断。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骨子里就有,章子怡几乎从她第二个角色起,就开始塑造不那么寻常的中国女子。

别样的女子——你在文学作品里不常见,在生活里更是绝难见到的那些女子。她们的行事主张,她们的为人态度,她们的样貌,她们的眼神,她们的质地,都迥异于常人,她们是每个时代、每种处境里活着的例外。她们是《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梅兰芳》里的孟小冬,《最爱》里的商琴琴,《一代宗师》里的宫若梅。

(一)玉娇龙——“我看不到天地的边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中国的文学作品里,着力写女子的,不过那么几部,那么几位。归纳起来,无外乎红颜祸水,或者红颜薄命。要么被男人砍掉脑袋身上穿了几个透明的窟窿,要么为男人殉节自挂东南枝,要么被男人辜负流落烟花柳巷或者苦瓦寒窑,在死和生不如死的归宿前认了命。那些伴着青灯古佛了此残生的,已经算留得余庆。两千年的中国女子,满纸只写了苦情两个字。

玉娇龙一转身,颠覆了两千年。她要的不是男人。

玉娇龙要自由。她在初婚之夜,只身逃家,亡命江湖,随手打碎了一路的坛坛罐罐,只为自在。所有人都要指引她:于秀莲要她回家——把玉娇龙往相夫教子人妻人母的路上逼。玉娇龙说:“到姐姐这儿来,不过是求身干净衣裳。”言下之意,你没这个义务,也没这个资格来规制我;李慕白要她回头——收她为徒入名门正派,因为她的“心诀理路都是错的”。玉娇龙问,你不怕我学会了杀了你。李慕白境界也高:“即为师徒,自当以性命相见。”

李慕白想的是安禅治毒龙,收束其妄念,引领她修行。玉娇龙只是冷笑:你们这些老江湖,怎么见得本心。言下之意,我如花似玉的玉娇龙,怎知不是李慕白你这中年老男子的妄念邪惑。小女子目光如火炬,视权威为敝履;小虎要她回归——千里寻情跑到帝都,苦劝玉娇龙跟他私奔作压寨夫人过快活日子,“回新疆你就舒展了。”而玉娇龙想的是哪儿好玩儿去哪儿。这个好玩里,很显然并没有作为一位马贼太太终老荒漠这一项;碧眼狐狸倒是给她随性——想干嘛干嘛,谁拦我们就杀他个痛快。没想到,玉娇龙一口回绝:不会跟你去做江洋大盗,因为我可以击败你。与我同行,不是谁都有这个资格。名门正派,江洋大盗,这些现成的路都不是她要的。

应该说,每个女人的内心里或多或少都存在四个人——一个坏孩子,一个好孩子,一个欲女,一个母亲。四个人生不同层面的老师:丛林的导师(碧眼狐狸);心灵的导师(李慕白);礼教的导师(于秀莲);欲望的导师(小虎),依着个人的因缘和愿力把一个女人塑造成四个中的一个或者杂糅成一个。但是,玉娇龙拒绝被塑造。她不以好歹善恶来囚禁自己,她有自己的一套。这一套的标准是好玩儿。行善隐恶是人间正道,但也未免无聊。玉娇龙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并非好人坏人那么简单,她是化外之人,要做自己的主。

我想,骨子里的玉娇龙不是邪恶。而是寂寞。她不受教化,一生不羁爱自由。但是,不幸的是,自由是一种介质,不是标的。没有目标的玉娇龙,任意流淌,如一片浮萍,失去了可着力处,所以难免看不到天地的边,难免落个飞流直下的结局。这是玉娇龙的悲剧,也是与处境狭路相逢时,天性应该如何释放的难题。

再说说结局。玉蛟龙的自杀曾经重创了很多人的心。有时候你问一些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要冒着被骂神经病的危险。比如,一定要活下去么。为了什么呢。

加缪说,唯一值得思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世界上各个民族对于自杀的态度各异,大多包含着很复杂的情感,但其中总含着一丝敬重之情。只有中国人是例外,我们看待自杀,是世所少见的轻慢和贬损,甚至含血喷人。某个中国人自杀了,对于家人是很难堪的事,近乎丑闻,是羞耻;对于当事人,则很难脱变态、懦夫、精神病之类的众议。所以,在中国自杀,还要过死后毁谤这一关。

所以中国女人,历来讲殉节。不谈自杀。你应该为男人死,不能为自己死。

当看到玉娇龙最后从武当山舍身崖纵身跃入云海的一刹那,我确信,我们收获了世界电影史上第一例关于中国女性的哲学性自杀的镜像。依着玉娇龙的自杀,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人为什么活着这个真正要紧的问题。感谢李安,为我们奉上了玉娇龙,一个只是因为活着无意义而选择可以不活的女性形象。而且,未予臧否。

而玉娇龙身上那种鲜明的现代性,不用说,是章子怡带给我们的。章子怡是运用眼神的天才。她塑造的玉娇龙,眼神里竟然有远。在这远的尽头,站着一个并非生存陷入绝境而是内心陷入绝境的单身女子。那一年,她不过20岁。

(二)宫若梅——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宫若梅要的也不是男人。她要的是尊严。宫二小姐这一生只为尊严而战。而且,为了自己想得到的,对于需要支付的成本非常认账。有句话中肯,人生一事不为则太长,欲为一事则太短。我们凡夫这一世,睁了眼就是事,想想看,这事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件事,很可存疑。宫二一生没干什么,只是打了两场硬仗。一场,结识了爱人;一场,了结了仇家。这两件事定义了宫若梅的一生。

南北宗师一战,叶问打败了宫二的父亲,宫家依例请客。宫二小姐代父做东。在席上,宫二执意与叶问再战一局,为家门争回颜面。出手之前,宫二抱歉说:可惜了饭店的一应家什,叶问说:如果交手中有一样东西打碎,就算在下输。这场架在一个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和一个技冠群雄的谦谦君子间展开,打得端的是缠绵悱恻,意厚情长。架打完了,都算有家室但是互相倾慕的两个人,定下北方之约。算是叶问回礼,也是相思。宫二说:一念既出,万山无阻。一句话,落落大方,承了这个情。之后意外种种,再相见已是他乡暮年。宫二对这个想了一辈子的男人说:我心里有过你。不怕说出来。但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言尽于此。

你不能说叶问和宫二没有爱情,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不过是“我心里有过你”,和一颗大衣的扣子,闲闲的几句话,就这样过掉了一生。有人说,这是发乎情止乎礼,是老式的爱情。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爱情。感情不分容易和难,分深浅。最深的感情,是不忍心看着它结束,看着他走。办法只有一个,压根儿不让它开始,什么也不给它发生。有一种爱,忍住了一天,这一天就是你的,忍住了一生,就保全了一世之情。这是个悖论,可是也只有如此。宫二这么想,叶问也这么认了。这就是知音。

宫二评价自己和叶问,说“人生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你是可以见众生的人。我不如你。”这是实情。宫二一生陷在宫家的恩仇里,生死疲劳,内心并无解脱。但是,有的女人,境界可能不是最高,但是努力在自己的境界里做到圆满。言出必果,令人敬畏。这就包括,该克制的,一生不越雷池;该了断的,不辞以性命相见。

父亲被大师兄马三所杀。家门不幸。为了阻止宫二寻仇,父亲死前遗言:不问恩仇。为了给女儿保命。长辈们受了马三的请托,纷纷出来劝止,有话:“宫家徒弟杀师傅,已是丑闻,再闹出师妹嗜兄,岂不是更大的丑闻。”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无耻中,总是正人君子为犹的,因为披了道德文章的幌子,一副帮闲的嘴脸,显得愈加可恶。宫二回应:你们是长辈,师门出此不幸,原该你们主持公道的,却来说这些。一句话把老爷子们说在当下。一位打圆场说:算了吧。就当天意如此。这时候,宫若梅说了决斗前的最后一句:

“也许,我就是天意。”之后呼的裹起大氅,御风而去。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眼神。永远不能忘记这场对峙中,章子怡暴怒之下因为极度克制而微微抽搐的表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刻度,章子怡可以凭借这个刻度,登堂入室,彪炳影史了。能演出一个女人的怒气不难,能演出杀气很难。章子怡演出了宫二的杀气,演出了以一己之力敌万众之师的气场,演出了一个女性常规之外的力量。可以说,《一代宗师》整部电影笼罩在章子怡苍凉的目光里。10年后的子怡已非常稳,隐隐有大家风范。

遇到难处,中国人向来选择退却但坚持。我们讲持久战,伟大和转机都是熬出来的。女人更讲“熬”。为家庭为子嗣为了一柜子死不带去的细软为了身边躺着的这个人,把自己的心灵细细切碎了熬一锅别人的鸡汤。

玉娇龙和宫若梅, 一个主动放弃生命。一个主动放弃了生活,或者叫生机。选择在一个大年三十的夜里结束了自己的未来。她们为了自在和尊严,拒绝被渗透,拒绝被规定,拒绝被放置。她们轻刚热烈,是中国女性这部画卷里最出挑的细节。

如果一个女人的悲剧或者喜剧,不再是男人,我们说,这个女人就活出了气象。

几千年来,我们要的东西总是太一样了。好丈夫,好工作,好房子,好孩子……一个人,有着太过具体的人生目标的话,总是会少些气象。在这方面,男女皆然。你说,过日子根本就很具体啊。是的。但是,生命里总要有点别的,恰恰是别的那一点什么,才是你。在某些艰难地时刻,房子车子孩子男人都帮不了你,真正能救你的,让你可以支撑着走出一步活棋的,也是别的那点什么。

爱屋及乌。有了这几个人物打底,总觉得子怡的身上担乘着中国女性的气象。希望她走好。

附记:

说说八卦。

因为处于被动,女人在择偶方面的选择性到底不如男人。所以,在女人把握异性的偏好上就不容易理出线索。不像男的,从这一生有瓜葛的女性中,能够很容易提炼出其审美所执。比如德尼罗,高大壮硕的非白种女性;比如迪卡普里奥,007女郎风格的内衣模特;比如张艺谋,大胸的女文工团员——最近其与一直寂寞锁深院但默默生养三个子嗣的如夫人的合照终于曝光,大家可以随意感受下男人审美的一贯性。

不用说,跟保洁大姐比起来,因为样本的多样性,女明星在性偏好上还是更好把握些,比如张曼玉——以其职业生涯明显分为花瓶和演技派巨星两个阶段,其男友也从各个艺人公司的化妆师跃升到旧大陆的先锋艺术家;比如除了张曼玉之外的几乎所有港姐——豪门;比如王菲——看起来清秀腼腆的小伙子。。。比较难以判断的是章子怡。她在男友上的趣味跨度之大,就像小朋友在玩儿儿童跳棋,你知道她心里大概是有某个目标,但你还是一点摸不透下一步她打算往哪儿走和为什么:身世存疑的犹太裔好莱坞顽主,国家电视台能说会道的帅哥男主播,人到中年的摇滚乐手……

恐怕按照这种交男朋友的节奏,在媒体上被持续狗血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吧。而对于那些小鼻子小眼睛的诛心之论,比如说,交了外国人是为了走国际路线,交了央视主播为了洗白与政要绯闻。。。即便是有吧那又怎样。人艰不拆。你情我愿的事。拿自己的本事和本钱闯自己的生路,总比口口声声除了能力资本为零其实桩桩件件除了资本能力为零的衔金落草的贵胄们,高级了几万光年不止。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斤两,最好有个客观的判断。当然,这很难。很多人是自视甚高其实难副,鲜有象子怡这样的,从来俯就。我有时候猜想,章子怡有多么好,可能她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才允许自己频繁被上位,频繁被消费。才允许自己与留着高耸而漆黑的朋克头的摇滚乐手联系在一起——需要申明的是,我对于高耸而漆黑的朋克头并没有任何成见。当然,对于一路跑偏频繁劈腿,脑子里只有一个词——NEXT的那一路天生的保险推销范儿,也谈不上好感。只是觉得,这一切可以不必是子怡。

BYTHE WAY,对于八分钟的告白,有几个判断:1,鉴于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和略显书面化的表述方式,即兴那是不可能的,憋酒店里精心策划长日熏修那是必须的;2,行文的气息上散发着混杂有文青气息的土豪金情怀,令人感叹这个时代的病真是没有感觉。尤其“如果说这世界有些人和事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那绝不是我们的名望与财富”几句,可以直接上比“老觉腰金重,睡慵枕玉凉”等历代得瑟名篇;3,抱怨墨镜口罩长枪短跑的凝视太过矫情。在万人剧场上演8分钟独白,除了吸引长枪短炮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其他用意。当然,艺人辛苦搏命求得长枪短跑凝视的时间更长一点或是题中应有之意,只是这样的大张旗鼓,是否稍显欲拒还迎;4,综上所述,一个四十岁以上的成年人,选择在某万人场所对一位异性精心点染作如此告白,不是真的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赤子了他的情怀,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炒作。

而这世界上从来不缺乏长枪短跑长久凝视的巨星并不多。章子怡算一个。

只想对子怡说,如果能够不爱,就尽量不爱,因为天若有情天亦老;如果一定要爱,尽量避免轰轰烈烈,因为一切的轰轰烈烈都是不祥之兆;如果一定要轰轰烈烈,那么至少,不要轻易臣服于一个人,急于加冕你的王,直到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的另一半。你那么美,这个国度里似乎只有少数最聪明最值得敬重的人才配得上你。这年头,有追求的艺术家都讲究飞到哥大数学系去找好人家的孩子当老婆了,这样的跨界,才够有腔调。

禁不住替女明星们八卦的想象一下美好的收梢。也许,不妨是学者,也许是作家,不,还是学者吧。(如果你喜欢激进一点,也许陈丹青、周濂那样的就很好;如果你属意左派,那就差不多汪晖、刘小枫那样子吧。——呵呵,比个如。)他们从不烫头,有着中式的英俊,温和有趣,正派,而且拥有思维优美的曲线,可以与你促膝长谈。他们都是住得起七星级酒店的人,而且具有配得上那酒店房间的学问和智商。他们是接得住你的才情和美貌而不令人感到滑稽的人,就像阿瑟米勒之于玛丽莲梦露。——也许你会说那也没有善终不是到了一拍两散了么。倒也不然。如果梦露不是搭上了风流成性的政客,而是继续枕着阿瑟米勒的肩膀安心读她的《尤利西斯》,也绝不至于那么年轻就死于非命的我坚持认为。——权势财产聚光灯下的山呼海啸,都是旋起旋灭,并留不住的;女人只有在智慧的滋养下,她的美才不会随着年龄凋敝、耗散,她的光彩才落到了实处。有时候这个智慧从历练而来,而大多数时候,需要另一个稍微伟大一点的头脑的含养。比如一个直到六十岁的时候,理性的光辉仍然可以照耀你的另一半。

我想象有一天,你们手拉着手漫步在夕阳下,没人打扰。你们不需要戴着墨镜和口罩,小区的老邻居对你们报以善意的微笑。我想象有一天,你们互相搀扶着已经衰老。你握着他的手,轻声对他说:“这个世纪疯狂,腐败,没有人性。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就像萨冈写给萨特的情书。我想象有一天,如果这一幕成真,对于你,对于他,对于这个不幸的世界,都将是一桩幸事;对于只见狗血传奇欠奉的娱乐头条们,亦是一则美谈。

 

 

欧斯内特·海明威访谈录。1954年,于马德里。

记者: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你喜欢早晨的时间?

海明威:很喜欢。

记者:你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你什么时候工作?有没有一张严格的时间表?

海明威:在写书或写故事的时候,我早晨天一亮就动笔。没有人打扰你,早晨凉爽,有时候冷,你开始工作一写就暖和了。你读一遍你写好了的部分,因为你总是在你知道往下写什么的时候停笔,你现在往下写就是了。你写到自己还有活力、知道下面怎样写的时候停笔,想办法熬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碰它。比方说,你早晨六点开始写,可以写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写了。你停笔的时候,好像是空了,可同时你没有空,你是满的,这种感受好比你同你所爱的人做过爱之后一样。什么事也不会让你不高兴,什么毛病也不会出,什么事也不要紧,只等第二天早晨你再动笔。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早晨。

记者:你离开打字机的时候,你能不去思考你关于写作的种种打算吗?

海明威:当然能。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得有训练。这种习惯,我已经练成了。不练不成。

记者:你重读前一天已经写好的部分时进不进行修改?还是等以后整部作品写完之后再修改?

海明威:我每天总是把停笔之前的稿子修改一遍。全文完成之后,自然再改一遍。别人替你打了字之后,你又有机会改正和重写,因为打字稿看得清楚。最后一次改稿是看校样的时候。你得感谢有这么多次不同的修改机会

记者:你修改的程度能多大呢?

海明威:这就看情况了。《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就是最后一页,我改写了三十九次才算满意。

记者:这里有什么技巧问题没有?你感到为难的是什么呢?

海明威:寻找准确的字眼儿。

记者:你重读的时候是不是激起你的“活力”?

海明威:重读的时候正是你得往下写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能在那儿激起活力来。活力总是有的。

记者:但是,有没有根本没有一点灵感的时候?

海明威:当然有这种时候。但是,你只要在知道下面将发生什么的时候停笔,你就能往下写。只要你能开个头,问题就不大了。活力自会来的。

记者:桑顿·怀尔德谈到一些记忆法,可以使作家继续他每天的工作。他说你有一回告诉他,你削尖了二十支铅笔。

海明威:我不记得我一口气用过二十支铅笔。一天用七支二号铅笔就不错了。

记者:你发现最理想的写作地方是哪儿?从你在那里写的作品数量看,安姆波斯·孟多斯旅馆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周围的环境对写作没有多少影响吧?

海明威:哈瓦那的安娜波斯·孟多斯旅馆是非常好的地方。这所农庄也是一个极好的地方,或者说以前是极好的地方。不过,我到哪儿都工作得很好。我是说我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很好地工作。电话和有人来访是破坏写作的事情。

记者:要写得好是不是必须情绪稳定?你跟我说过,你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才写得好。你可以再发挥一下吗?

海明威:好一个问题。不过,我不妨试试得个满分。只要别人不来打扰,随你一个人写去,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写作。或者,你狠一狠心便能做到。可是,你恋爱的时候肯定写得最好。如果你也是这样,我就不再发挥了。

记者:经济保障呢?对写好作品有害吗?

海明威:如果钱来得太早,而你爱创作又爱享受生活,那么,要抵制这种诱惑可是需要很强的个性创作一旦成了你的大毛病,给了你最大的愉快,只有死了才能了结。那时候经济有了保障就帮了大忙,免得你担忧。担忧会破坏创作能力。身体坏同忧虑成比例,它产生忧虑,袭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记者:你记得起你想当作家的确切时刻吗?

海明威:不,我一直想当作家。

记者:菲利普·扬在评论你的书里提出,你在一九一八年中了迫击炮弹片、受了重伤,这场震惊对你当作家起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你在马德里简单地提起过他的论著,认为没多大道理,你还说,你认为艺术家的才能不是后天获得的特征,根据门德尔的意思是先天固有的。

海明威:那年在马德里我的脑子显然不算正常。唯一可提的一点是我只是简单地提到扬先生那本书和他关于外伤的文学理论。也许两次脑震荡和那年头盖骨骨折弄得我说话不负责任。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告诉过你,我相信想象可能是种族经验遗传的结果。在得了脑震荡之后愉快、有趣的谈话中,这种说法听来是不错的,不过我以为问题多少正在那里。这个问题等我下一次外伤使我脑子清楚之后再说,现在就谈到这里。你同意吗?我感谢你删去我可能涉及到的亲属的名字。谈话的乐趣在探究,但是许多东西以及一切不负责任的说法都不该写下来。一写下来,你就得负责。你说的时候也许是看看你信不信。关于你提那个问题,创伤的影响是十分不同的。没有引起骨折的轻伤不要紧,有时候还给你信心。影响到骨头,破坏神经的创伤对于作家是不利的,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记者:对于想当作家的人来说,你认为最好的智力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我说,他应该走出去上吊,因为他发现要写得好真是难上加难。然后,他应该毫不留情大量删节,在他的余生中尽力写好。至少他可以从上吊的故事写起。

记者:你对于进入学术界的人有什么想法?大量作家到大学去教书,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牺牲了文学事业,作了妥协?

海明威:这要看你所谓的妥协是什么意思。是受了污损的妇女的用语吗?还是政治家的让步?还是你愿意多付点钱给你的食品店老板或裁缝,可是想晚点付?是这种意义的妥协吗?既能写作又能教书的作家应该两件事都能做到。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证明他们能做到。我知道我做不到。不过我认为,教书生涯会中止与外界接触的经验,这就可能限制你对世界的了解。然而,了解越多,作家的责任越大,写起来也越难。想写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是一件全任性的工作,虽然实际写起来一天只有几个小时。作家好比一口井。有多少种井,就有多少种作家。关键是井里的水要好,最好是汲出的水有定量,不要一下子抽光,再等它渗满。我看我是离题了,不过这个问题没意思

记者:你说年轻作家做做新闻工作好不好?你在《堪萨斯市星报》受到的训练对创作有没有帮助?

海明威:在《星报》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练习去写简单的陈述句。这对任何人都有用。做报馆工作对年轻作家没有坏处,如果及时跳出,还有好处。这是最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到抱歉。但是,你既然问别人陈旧的问题,也容易得到陈旧的回答。

记者:你在《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写道:写新闻报道的唯一好处是收入多。你说,“你写报道,是毁了你有价值的东西,你这是为了赚大钱。”你觉得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吗?

海明威:我不记得我这么写过。但是,这话听起来是够愚蠢、够粗暴的了,好像我是为了避免当场说谎才发表这一通明智的谈话似的。我当然并不认为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不过,写新闻报道过了一定的程度对于一位严肃的创作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

记者:你觉得同其他作家相处对促进智力有没有价值?

海明威:当然有价值。

记者:你在写作的时候,感没感觉到自己受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影响?

海明威:自从乔伊斯写《尤里西斯》之后,没有感觉到这种影响。他的影响也不是直接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了解的那些字不许用,我们不得不为了一个单字而斗争,他作品的影响在于他把一切都变了,我们有可能摆脱限制。

记者:你能从作家身上学到关于写作的东西吗?例如,你昨天对我说,乔伊斯不能容忍谈写作。

海明威:你同本行的人在一起,通常谈论其他作家的作品。自己写了什么,谈得越少,这些作家就越好。乔伊斯是一位非常大的作家,他在写什么,他只跟愚笨的人作些解释。他所尊重的那些作家读了他的作品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记者:你最近好像避免同作家们在一起。为什么?

海明威:这个问题复杂些。你创作越深入,你越会孤独。你的好朋友、老朋友多数去世了,其他的迁走了。你不常见得着他们,但是你在写,等于同他们有来往,好像过去你们一起呆在咖啡馆里一样。你们之间互通信件,这些信写得滑稽,高兴起来写得猥亵、不负责任,这同交谈差不多。但是你更加孤独,因为你必须工作,而且能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如果浪费时间,你会觉得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记者:有些人,你的同时代人,对作品的影响怎么样?葛屈露德·斯泰国有没有影响?还有依兹拉·庞德、麦克斯·潘金斯怎么样?

海明威:对不起,我不善于做尸体解剖。对付这些事情,有文学界和非文学界的验尸官。斯泰因小姐关于她对我的影响,写得相当长而且相当不精确。她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她从一部名叫《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里学到了写对话。我很喜欢她,而且认为她学到了如何写对话是件好事。在我看来,尽量向每个人学习,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这并不新鲜,但是对她影响这么强烈,我是没有想到的。她在其它方面已经写得很好了。依兹拉对于自己真正了解的课题是非常精通的。这类谈话,你听了感到厌烦吗?在这个私下谈话中去揭三十五年前的隐私,我很讨厌。这同你说出事情的全貌是不同的。那还有点价值。这里,说简单点为好:我感谢斯泰因,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字与字之间的抽象联系,看我多喜欢她;我重申我对依兹拉作为大诗人和好朋友的忠诚;我非常关心麦克斯·潘金斯,我一直无法相信他是死了。我写的东西,潘金斯从来没叫我改过,除了去掉一些当时不能发表的字眼。去掉的地方留下空白,知道这些字眼的人明白空白的地方该是哪些字。对于我来说,他不是一个编辑。他是一位明智的朋友,极好的同伴。我喜欢他那种戴帽子的方式和嘴唇抽动那种奇怪的样子。

记者:你说谁是你的文学前辈——你学到的东西最多的那些人?

海明威:马克·吐温、福楼拜、司汤达、巴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鲁·马韦尔、约翰·多恩、莫泊桑、吉卜林的好作品、梭罗、马利埃特船长、莎士比亚、莫扎特、吉瓦多、但丁、维吉尔、丁都莱多、希罗尼默斯·包士、布鲁盖尔、帕提尼、戈雅、乔陶、塞尚、梵高、高更、圣·胡安·德·拉·克鲁兹、贡戈拉——全想起来要花一天的时间。这样一来,好像我是要卖弄我所不具备的学问,而不是真的想回忆一切对我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的人。这倒不是一个陈腐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凭良心回答。我把画家放在里面,或者说开始这么做,是因为我从画家身上学习写作与从作家身上学习写作同样多。你要问这是怎么学的?那要另找一天时间同你解释。我认为,一个作家从作曲家身上,从和声学与对应法上学到东西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你玩过乐器吗?

海明威:玩过大提琴。我母亲让我学了一整年音乐和对应法。她以为我有能力学音乐,哪知我一点才能也没有。我们在室内组织小乐队——有人来拉小提琴,我姐姐拉中音小提琴,母亲弹钢琴。我呢,大提琴,反正拉得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糟的了。当然,那一年我还出去干别的事。

记者:你列的那些作家重不重读?比如,吐温。

海明威:读吐温的作品,你得隔两、三年。你记得很清楚。我每年读点莎士比亚,常常是《李尔王》。你读了心里高兴。

记者:这么说来,读书是一种经常性的消遣和乐趣了。

海明威:我总是在读书,有多少读多少。我给自己定量,所以总是有所储备。

记者:我们还是回到你开列的那张名单上去,谈谈一位画家,比如——希罗尼默斯·包士,怎么样?他作品里那种梦魇般的象征好像同你自己的作品相去很远。

海明威:我有过梦魇,所以了解别人的梦魇。但是你不一定把它们写下来。凡是你省略掉你所了解的东西,它们在作品中依然存在,它们的特质会显示起来。如果一个作家省略掉的是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它们在作品中就会像漏洞一样显示出来

记者:这是不是说,你熟悉了你开的名单上那些人的作品之后,你就能灌满你刚才说的那口“井”?还是说,它们会有意识地帮助你提高写作技巧?

海明威:它们是我们学习去看、去听、去想、去感觉或不去感觉以及去写的一个部分。你的“活力”就在那口井里。谁也不知道它是由什么形成的,你自己更不知道。你只知道你是有“活力”呢,还是得等它恢复。

记者:你承不承认你的小说中存在象征主义?

海明威:我想是存在的,因为批评家们不断地找到了象征。对不起,我不喜欢谈象征,也不喜欢别人问。写了书、写了故事,又不被别人要求去解释,真是够难的。这也抢了解释者的工作。如果有五个、六个或者更多的好批评家不断的在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干扰他们呢?读我写的书是为了读时的愉快。至于你从中发现了什么,那是你读的时候的理解

记者:在这个方面继续问一个问题:有一位顾问编辑发现《太阳照常升起》中,在斗牛场登场人物和小说人物性格之间,他感觉到有一点相似。他指出这本书头一句话说罗伯特·柯恩是一个拳击手;后来,在开铁栏时你描写那头公牛用它两只角又挑又戳,活像一个拳击手。那斗公牛见了一头阉牛便被它吸引住,平息下来,无巧不巧,罗伯特·柯恩听从杰克的话,而杰克是阉割过的,正像一头阉牛。迈克一再挑逗柯恩,那位编辑便把迈克看成斗牛士。编辑的论点这样开展下去,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用斗争仪式的悲剧性结构来框架小说。

海明威:从这些话听来,那位顾问编辑好像有点钻牛角尖。谁说过杰克是“阉割过的,正像一头阉牛”?他是在很不相通的情况下受的伤,他的睾丸是完好的,没有受到损伤。因此,作为一个男子的正常感觉,他都具备,可是就是无法过性生活。他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伤在肉体,而不在心理,所以他不是阉割。

记者:这些追究技巧的问题确是叫人恼火。

海明威:明智的问题既不叫你愉快,也不叫你恼火。不过,我仍然认为作家谈论自己如何写作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写作是为了读者用眼睛看,作者去解释或者论说都是不必要的。你可以肯定,多读几遍比初读一遍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一点做到之后,叫作者去解释或者叫他在他作品更艰难的国土上去当导游,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

记者:同这一点有关,我记得你也曾经告诫过,说作家谈论自己正在写作过程中的作品是危险的,可以说会“谈没了”。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许多作家——我想起吐温、王尔德、瑟伯、史蒂文斯——都先把他们写的东西请听众检验,然后修改润色。

海明威:我不相信吐温拿《哈克贝利·芬》给听众“检验”过。如果他这么做,说不定他们让删掉好的东西,加进坏的东西。了解王尔德的人说他讲得比写得好。史蒂文斯也是讲得比写得好。他不论写作还是说话,有时候叫人难以相信,我听说他年纪大了之后许多故事都变了。如果瑟伯谈得跟他写得一样好,他准是一个最了不起、最不叫人生厌的说故事人。我所认识的人中,谈自己行业谈得最好的是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他的谈话最令人愉快,也最邪恶。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经过多少精心的努力才形成你特殊的风格?

海明威:那是长久以来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如果你花上两天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弄得无法写作了。我可以说,业余爱好者所谓的风格就是不可避免的别扭,那来自你首次尝试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新的名著几乎没有一部与以前的名著相同。一开始,人们只见到别扭。后来不大看得出来了。当它们显得那么别扭的时候,人们以为这别扭就是风格,于是许多人去模仿。这是令人遗憾的。

记者:你有一次在信中告诉我,在简陋的环境中能写成各种不同的小说,这种环境对作家是有益的。你能用这一点说明《杀人者》——你说过,这篇小说、《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是在一天之内写成的——或许还有你头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吗?

海明威:我想一想。《太阳照常升起》,我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七月二十一日动笔的。我妻子哈德莱和我一早去买看斗牛的票,那是七月二十四日开始的盛会。和我年龄相同的人个个写过一部小说,可我写一段还觉得挺困难。所以我在生日那一天开始写,整个节日都在写,早上在床上写,到马德里又写。那里没有节日盛会,我们订了一间有桌子的房间,我就舒舒服服地伏在桌子上写,旅馆拐角在阿尔凡瑞兹街上有一处喝啤酒的地方,那地方凉快,我也去那儿写。最后热得写不下去,我们就到汉达依去。在那片又大又长的美丽的沙滩上,有一家便宜的小旅馆,我在那儿写得很好,后来又到巴黎去,在圣母院路一一三号一家锯木厂的楼上公寓里写完初稿。从动笔那一天开始,一共写了六个星期。我把初稿拿给小说家纳桑·艾奇看,他那时说话口音很重,他说,“海姆,你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是什么意思?哈,一部小说。海姆,你是在坐旅游车吧。”我听了纳桑的话并不太灰心,改写了这部小说,保留伏拉尔勃的什伦斯村陶柏旅馆的旅途那部分(关于旅行钓鱼和潘普洛纳那部分)。你提到一天之内写的几篇小说,那是五月十六日在马德里圣·依西德路斗牛场写的。当时外面正下着雪。头一篇我写的是《杀人者》,这篇小说我以前写过但失败了。午餐以后,我上床暖和身子,写了《今天是星期五》。那时候,我活力旺盛,我想我都快疯了,我还有六篇小说要写。因此,我穿上衣服,走到佛尔诺斯那家老斗牛士咖啡馆去喝咖啡,接着回来写《十个印第安人》。这使得我很不好受,我喝了点白兰地就睡了。我忘了吃饭,有一个侍者给送来了一点鳕鱼、一小块牛排、炸土豆,还有一瓶巴耳德佩尼亚斯酒。开膳宿公寓的女主人总担心我吃不饱,所以派侍者来。我记得我当时正坐在床上边吃边喝巴耳德佩尼亚斯酒。那位侍者说他还要拿一瓶酒来。他说女主人问我是不是要写一整夜。我说,不是,我想休息一下。侍者问,你为什么不再写一篇。我说我只想写一篇。他说,胡说,你能写六篇。我说我明天试一试。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写。你知道这老太婆干什么给你送吃的来?我说,我累啦。胡说,他说(他没用“胡说”这个词)。你写三篇蹩脚小说就累啦。你翻译一篇我听听。你由我去吧,我说。你不走我怎么写呢?所以我坐了起来喝巴耳德佩尼亚斯酒,心想我头一篇小说如果写得如我期望的那么好,我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记者:你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构思完整到什么程度?主题、情节或者人物在写的过程中变不变化?

海明威:有时候你知道故事是什么样的。有时候你边写边虚构,不知道最后写成什么样子。一切事物都在运动过程中变化。运动的变化产生故事。有时候,动得这么慢它好像不在动了。但总是有变化、有运动的。

记者:写长篇小说是不是也如此?还是你先有一个总的计划,然后严格遵守?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是我每天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大体上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每天写的时候我虚构出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

记者:《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和《过河入林》是不是都是从短篇小说发展成长篇小说的?如果是的,那么这两种体裁非常相似,作家不必完全改变写法就能从一种体裁过渡到另一种体裁,是这样吗?

海明威:不,不是这样。《非洲的青山》不是一部小说,写这部书的意图是想出一部极为真实的著作,看看如果真实地表现一个国土和一个月的活动,能不能与一部虚构的作品相比。我完成《非洲的青山》之后又写了《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兰西斯·麦考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这两个短篇。这些故事是我根据那次长时间游猎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虚构出来的,那次游猎中有一个月的经历,我想把它写成忠实的记实,那便是《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和《过河入林》这两部小说开始时都是作为短篇写的。

记者:你觉得从一种创作计划转变为另一种创作计划是容易的吗?还是你坚持去完成你所开始的写作计划?

海明威:我中断严肃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件事说明我多么愚蠢,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会受到惩罚的。你别担心。

记者:你想到自己是和别的作家在比高低吗?

海明威:从来没有想过。我过去是想超过一些我认为确有价值的死去的作家。现在,长期以来我只想尽我的努力写好。有时候我运气好,写得超过我能达到的水平。

记者:你认为作家年龄大了以后写作能力会不会衰退?你在《非洲的青山》中提到,美国作家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变成赫巴德老妈妈。

海明威:那个情况我不了解。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只要他们头脑好使就能坚持干下去。在你提到的那本书里,如果你查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是同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奥地利人在吹嘘美国文学,我当时要做别的事,他非要我谈。我把当时谈话的内容忠实地记了下来。不是想发表不朽的声明。有相当一部分的看法是不错的。

记者: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人物性格。你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不是毫无例外都取自现实生活?

海明威:当然不是。有的取自现实生活。多数是根据对人的知识和了解的经验之中虚构出来的。

记者:你能不能谈一谈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变成虚构人物这个过程呢?

海明威:如果我说明我有时是怎么变的,那么这就可以给诽谤罪律师当手册了。

记者:你是不是也象 E·M·福斯特一样,把“平面”人物与“立体”人物区别开来?

海明威:如果你是去描写一个人,那就是平面的,好比一张照片,在我看来这就是失败。如果你根据你所了解的经验去塑造,那他该是立体的了。

记者:你塑造的人物性格中,回想起来感到特别喜爱的是谁?

海明威:这名单开起来就太长了。

记者:那么,你重读你自己作品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要作些修改吗?

海明威:有时候我感到难写下去的时候,我读读自己的作品让自己高兴高兴,于是我想到写作总是困难的,有时候几乎是办不到的。

记者:你怎么给你的人物取名字?

海明威:尽我力量取好。

记者:你在写故事的过程中,书名就想好了吗?

海明威:不是的。我写完一篇故事或者一本书之后开列一大串篇名或者书名——有时候多到一百个。然后开始划掉,有时划得一个也不剩。

记者:你有的篇名取自小说原文,例如《白象似的山峰》,也是这样情况吗?

海明威:是的。题名是后来想的。我在普鲁尼尔遇见一位姑娘,我是在吃中饭之前到那儿吃牡蛎去的。我知道她已经打过一次胎。我走了过去,同她聊天,不是聊打胎这件事,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到这篇故事,连午餐都没有吃,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它赶了出来。

记者:这么说,你不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在观察,搜求可能有用的东西。

海明威:那当然。作家不去观察,就完蛋了。但是他不必有意识地去观察,也不必去考虑将来如何使用。也许开始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但到了后来,他观察到的东西进入了他所知、所见的大仓库。你知道这一点也许有用: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你删去你所了解的任何东西,这只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如果作家所略去的是他不了解的东西,那么他的小说就会出现漏洞。《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其他作家这么写了,写得很出色很好。在写作中,你受制于他人已经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就。所以我想学着另辟途径。第一,我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什么之后,就会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像确实发生过似的。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十分努力在做。反正,姑且不谈怎么做到的,我这一次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能够完全把经验传达出来,并且使它成为没有人传达过的经验。运气好就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近年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种事情。还有,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写。这是我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的配偶,了解那个情况。所以我没有写。就在那一片水面上我看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鲸鱼,这头鲸鱼几乎有六十英尺长,却让它逃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写进小说里去。渔村里我所了解的一切,我都略去不写。但我所了解的东西正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

记者:阿契巴尔德·麦克里什说起过,有一种向读者传达经验的方法,他说是你过去在《堪萨斯市星报》写棒球赛时形成的。这很简单,就用你保存在内心的细节去传达经验,使读者意识到只有在下意识才有所感觉的东西,这样便能达到点明整体的效果……

海明威:这个奇闻不可靠。我从来没有给堪萨斯《星报》写过关于棒球赛的报道。阿契要回忆的是我一九二○年前后在芝加哥怎样努力学习,怎样探求使人产生情绪而又不被人注意的东西,例如一位棒球外野手扔掉手套而不回头看一看手套落在哪里的那副样子,一位拳击手的平底运动鞋在场上发出吱吱扎扎的声音,杰克·勃拉克本刚从监狱出来时发灰的肤色等等,我像画家一样加以素描。你见过勃拉克本那种奇怪的脸色,剃刀刮破的老伤疤,对不了解他历史的人说谎话的方式。这些事情使你激动,写故事是以后的事。

记者:不是亲自了解的情形,你描写过没有?

海明威:那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所谓亲自了解,你是指性欲方面的了解?如果指的是那个,回答是肯定的。一个优秀作家是不会去描写的。他进行创造,或者根据他亲身了解和非亲身了解的经验进行虚构有时候他似乎具备无法解释的知识,这可能来自已经忘却的种族或家庭的经验。谁去教会信鸽那样飞的?一头斗牛的勇气从何而来?一条猎狗的嗅觉又从何而来?我那次在马德里谈话时头脑靠不住,现在我这是对那次谈话内容的阐述,或者说是压缩。

记者:你觉得对一种经验应该超脱到什么程度才能用小说形式去表现?比如说,你在非洲遇到的飞机碰撞事件?

海明威:这要看什么经验了。有一部分经验,你从一开始就抱完全超脱的态度。另一部分经验就非常复杂作家应当隔多久才能去表现,我想这没有什么规定。这要看他个人适应调整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或她的复原能力。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作家来说,飞机着火、碰撞当然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他很快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至于对他有没有用,决定于他能不能生存下来。生存,荣誉的生存,那个过时而又万分重要的词儿,对于作家来说始终是又困难又重要。活不下来的人常常更为人喜爱,因为人们看不见他们进行长期的、沉闷的、无情的、既不宽恕别人也不求别人宽恕的拼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死以前应该完成某件任务。那些死得(或离去)较早、较安逸的人们有一切理由惹人喜爱,是因为他们能为人们所理解,富于人性。失败和伪装巧妙的胆怯更富于人性,更为人所爱。

记者: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认为作家关心他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应该限于什么程度?

海明威:人人都有自己的良心,良心起作用该到什么程度,不应当有什么规定。对于一位关心政治的作家,你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他的作品要经久,你在读他作品的时候得把其中的政治部分跳过去。许多所谓参予政治的作家们经常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政治——文学评论,很富于刺激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改写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是匆匆忙忙地改写。也许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形式,这也值得尊重吧。

记者:依兹拉·庞德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卡斯帕发生了影响,这是不是也影响了你,你还认为那位诗人应该从圣·伊丽莎白医院释放出来吗?

海明威:不。没有一点影响。我认为依兹拉应该释放,应该允许他在意大利写诗,条件是他保证今后不再参预任何政治。我能看到卡斯帕尽快入狱就很高兴。大诗人未必当女生向导,未必当童子军教练,也不一定要对青年发生极好的影响。举几个例子,魏尔伦、兰波、雪莱、拜伦、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纪德等人,不该禁闭起来,只是因为害怕他们的思想、举止或者道德方面为当地的卡斯帕所模仿。我相信十年之后这一段文字要加一个注解才能说明卡斯帕是什么人。

记者:你能说你的作品里没有说教的意向吗?

海明威:说教是一个误用的词,而且用糟了。《午后之死》是一本有教益的书。

记者:听说一个作家在他通篇作品中只贯穿一个或两个思想。你说你的作品反映一种或两种思想吗?

海明威:这是谁说的。这话太简单了。说这话的人自己可能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

记者:好,也许这样说更好一些:格拉姆·格林说过,一书架小说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所支配,形成一种统一的系列。我相信,你自己也说过,伟大的创作出自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一位小说家就是这样——被某种紧迫的感觉所支配,你认为这是重要的吗?

海明威:格林先生发表声明的才能,我并不具备。在我看来,不可能对一书架小说、一群鹬鸟或者对一群鹅作一个概括。不过,我还是想概括一下。一个对正义与非正义没有感觉的作家还不如为特殊学生去编学校年鉴,可以多赚点钱。再概括一条。你看,一目了然的事情是不那么难概括的。一位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才能在于他是一位天生的、不怕震惊的检察谎言的人。这是作家的雷达,一切大作家都具备。

记者:最后,我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你作为一位创作家,你认为你创作的艺术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表现事实而不写事实本身?

海明威:为什么为那种事费脑筋?你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根据现存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根据这一切进行虚构,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比实际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为真实,你把它写活了,如果写得好,它就够不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写作,而不是因为你所意识到的别的原因。可是,一切没有人意识到的原因又怎么样呢?

 

PS:谈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采访术

她采访过的两个人在接受BBC采访时回忆了她的提问方式

1,伍尔夫会这样问:“你上街了?为什么想上街?你跟谁一起去的?你看到了什么?一只狗或者一只猫?”

2,伍尔夫:“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

答:“没什么啊,我刚从学校回到家,我现在就在这里了。”

伍尔夫:“不不不,这样不对,从头再来一次。什么把你吵醒了?”

答:“哦,是从学校窗玻璃上射进来的阳光。”

伍尔夫(前倾身体问):“哪种阳光?柔和的阳光还是刺眼的阳光?”

 

作者:纳博科夫

翻译:范伟丽

来源:《文学讲稿》

 

我的计划是找几部欧洲名家作品来进行研究。做的时候想本着一种爱慕的心情,细细把玩,反复品味。因此,“怎样做一个好读者”或“善待作家”这类标题或可作为这些针对不同作家的不同讨论的副题。早在一百年前,福楼拜就在给他情妇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称为大学问家了。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理解了,之后再作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指望通过一部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当然谁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只要看看由那些新书俱乐部四处兜售、装桢漂亮的标以历史小说的畅销书,就能对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文学名著又当怎样看呢?比如简·奥斯丁,她只了解牧师家庭的生活,而她书中描写的却是英格兰地主阶层的缙绅生活和田园风光,我们可以相信她所描绘的这幅图画吗?再如《荒凉山庄》,这本书写的是荒唐的伦敦城里的荒唐传奇,难道我们可以称其为百年前的伦敦大观吗?当然不行。这里所讨论的其他同类小说也当如实看。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并且这里选的小说更是最上乘的神话了。

就天才作家(就我们能猜测到的而言,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而言,时间,空间,四季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思想,凡此种种,都已不是援引自常识的古已有之的老概念了,而是艺术大师懂得以其独特方式表达的一连串独特的令人惊奇的事物。至于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这些人不去操心创造新天地,而只想从旧家当、从做小说的老程式里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如此而已。不过他们的天地虽小,倒也能导出一些有点趣味的花样来,招得平庸读者一时的喜爱,因为这些读者喜欢看到自家心思在小说里于一种令人愉快的伪装下得到反映,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射星球上天,会仿制一个睡觉的人,并急不可待地用手去搔他的肋骨逗他笑。这样的作家手中是没有现成观念可用的,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那里结的浆果是可以吃的;那只从我身边窜过、身上带斑点的动物也许能被驯服,树木环绕的湖可以叫做“蛋白石湖”,或者更艺术味一点,叫“洗盘水湖”,那云雾是一座山峰,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的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

在一次巡回讲学途中,某天晚上我到了一所偏远的地方医院,讲课的时候,我提出了一道小测验题,列举“优秀读者十大条件”,让学生从中选四项足以使人成为优秀读者的条件。原题不在手边,现在记得大体是这样的。请从下面的答案中选出四条作为一个优秀读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1、 须参加一个图书俱乐部。

2、 须与作品中的主人公认同。

3、 须着重从社会一经济角度来看书。

4、 须喜欢有情节有对话的小说,而不喜欢没有情节、对话少的。

5、 须事先看过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

6、 须自己也在开始写东西。

7、 须有想象力。

8、 须有记性。

9、 手头应有一本词典。

10、须有一定的艺术感。

当时,学生对作品大多看重情感上的认同、情节、社会一经济角、历史眼光。当然,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我自己也在不断培养,而一有机会就向别人宣传。

顺便说一句,我这里所指的“读者“是一种泛泛的说法。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听我说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读一本书的时候,两只眼左右移动,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又复杂又费劲,还要跟着小说情节转,处于不同的时间空间——这一切使我们同艺术欣赏不无隔阂。但是,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并不需要按照特别方式来移动眼光,即使这幅画像一本书一样有深度、有发展也不必这样。我们第一次接触一幅画的时候,时间因素并不介入。可看书就必须要有时间去熟悉书里的内容,没有一种生理器官(像看画时用眼睛)可以让我们先把全书一览无余,然后来细细品味其间的细节。但是等我们看书看到两遍、三遍、四遍时情况就跟看画差不多了。不过总也不要把视觉这一自然进化而来的怪异的杰作跟思想这个更为怪异的东西混为一谈。一本书,无论什么书,虚构作品也罢,科学作品也罢(这两类书的界限也并不如人们一般想得那么清楚),无一不是先打动读者的心。所以,心灵,脑筋,敏感的脊椎骨,这些才是看书时候真正用得着的东西。

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样一个问题:闷闷不乐的人看一本轻松愉快的书,他的心理活动会怎样?首先,他的闷气消了,然后好歹便踏进了这本书的精神世界。但是,要开始看一本书,尤其是年轻人,倘若又听到他们私下认为太保守、太正统的人称赞过这本书,往往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过决心既下,随后的收获也是丰富多彩的。文学巨匠当初运用想象写出了一本书,后来读这本书的人也要善于运用想象去体会他的书才是。

但是,读者的想象各不相同,至少有两种。读书的时候哪一种合适?一种属于比较低的层次:只从书里寻找个人情感上的寄托(在这类寄情读书法名下还可以分列许多细目),这种读者常常为书里某一个情节所深深打动是因为它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有人特别钟爱某一本书,只因为其中提到某国某地、某处风景、某种生活方式,使他顿兴恋旧之情。还有一些读者就更糟了,只顾把自己比作书里某一个人物。这些不同种类的等而下之的想象,当然决不是我所期望于读者的。

那么,一个人读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才合理呢?要有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想象力和审美趣味。我认为,需要在读者作者双方心灵之间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平衡关系。我们要学的超脱一些,并以此为乐才好,同时又要善于享受——尽情享受,无妨声泪俱下,感情激越地享受伟大作品的真谛所在。当然这种事情要做到非常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有价值的东西无不带有若干主观成分。譬如,分明你们坐在这里,却可能只是我的幻觉;而我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噩梦。但是,这儿我要说的是:读者应该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处得收拾起他的想象,这需要他弄清楚作者笔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天地。我们必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必须设想小说人物的起居、衣着、举止。《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范妮·普莱斯的眼珠是什么颜色,她那间阴冷的小屋子是怎么布置的,都不是小事。

气质人人不同,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不过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被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扯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无穷无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

回头再来看看那个孩子叫狼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

我们期望于讲故事的人的是娱乐性,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上的兴奋,是情感上介入的性质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游。另一种稍有不同倒也未必一定高明的读者是:把作家看作教育家,进而逐步升格为宣传家、道学家、预言家。我们从教育家那里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识、简单的事实。说来可笑,我就知道有些人看法国小说或俄罗斯小说,目的指在于从中了解巴黎有多快活,俄国有多悲惨。最后,而且顶重要的还是这句话: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它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

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而大放异彩。有些名著,虽然也只是内容平实清晰,结构谨严,但给我们在艺术上冲击之大,不亚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或是狄更斯式的富于感官意象的跌宕文字。在我看来,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作品的真谛,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给你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尽管读书的时候总还要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脱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既是感官的,又是理智的快感,欣然瞧着艺术家怎样用纸板搭城堡,这座城堡又怎样变成一座钢骨架玻璃的漂亮建筑。

 

作者:黑塞(1932年)

翻译:胡祖庶

来源:《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集》

 

今天我想将我在不同年代的思索与笔记整理成文,旨在把我所偏爱的两个观点联系起来,即人长成人的三阶段观点和人的两种基本类型观点。第一个观点对我尤为要,太神圣了,我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第二个观点纯属主观想法,我自己也不希望对它予以过多重视;不过偶尔在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考察时,它对我很有用。人长成人的路程始于无罪(天堂、童年、不担负责任的前阶段)。由此走向有罪,走向对善与恶的觉醒,走向应付文化、道德、宗教与人类理想所提出的要求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活对任何一个真正投入而又不从众趋同的人来说,将不可避免地以绝望告终,即他终会悟到,道德没有实现的可能,遵从没有百分之百的遵从,服务没有全心全意的服务以及正义与善境乃可望而不可即之境界。

绝望所导致的或是自我灭亡,或是进入一种精神的第三境界,使人能体验一种超越道德、法律的状态,朝着获得彻悟与解脱迈进,也使人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不担负责任的境界,简单地说,进入信仰。不管信仰采取的是何种形式或表现,其内容总是一致的:我们应尽量避恶从善;对世界以及我们本人之不完善我们不负有责任;我们并不是在主宰自己而是受主宰着;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外还有一个上帝或一个“它”——是我们服侍亦是我们可以托付的主人。

此种说法是近乎基督教式的欧洲式说法。印度的婆罗门教(这个教,如果将与之抗争的运动——佛教,亦包括在内的话,则可以说是人类在神学上最高的成就)虽具有不同范畴,但都可以对人生过程做出同样解释。其阶段的顺序大约是:纯朴的人受恐惧与欲望所支配,渴求得到解脱,解脱方法与道路就是瑜珈术——一种教人克制冲动的修炼。至于把瑜珈纯粹当做一种物质、机械的反省修行或作为一种最高尚的精神锻炼来修炼则无关紧要——其意义总是:教人们蔑视表象世界与感官世界,通过静思去感觉我们固有的、与世界精神合一的心灵、自性。

瑜珈正相当于我们的第二阶段——它以修行来寻求解脱。普通百姓对之甚为赞赏,亦估计过高;纯朴的人容易把修行人当成圣者或看破红尘的高人。瑜珈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仍以绝望告终。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传说(还有成百的其他传说)都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只有当瑜珈被彻悟取代,只有当瑜珈被领悟为是一种有所为之为,是一种热情,是贪欲与饥渴,只有当从表象生活中醒过来的人发现自己乃永恒不灭,乃精神中的精神,乃自性时,他才会成为无动于衷的生活观察者,才能自在地有为或无为,自在地享受或禁欲,如此而不为表面之我所动。其表面之我已完全变成了自性。

圣者们的这种“觉醒”(与佛的涅槃同义)相当于我们的第三阶段。再用另一种象征语言来说,它就是等同于老子所说的“道”的阶段;“道”的道路就是从对仁义的有以为到对知与德的无以为而至“道”。

对我来说,这些至关重要的精神体验有其相互关联的意义,因为逐渐地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间歇中我隐约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感知一再在印度人、中国人与基督徒对人生所做的解释的发现中得到证实而且处处以相似的象征表现出来。人之是一个什么,人之苦难与人之所求世世代代全球各地都一致无异,这没有比通过上述体验能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至于人们,如许多现代人,把有关人类思考与体验的宗教式哲学表达方式称为一种旧时代的、今已废弃的表达方式是无所谓的。

我这篇文章用了“神学”这个词,要说它含有时代的色彩,或说它是要被淘汰消失掉的某一时期的产物,怎么说都可以。艺术与语言同样也可能只属于人类历史某些阶段特有的表达工具;它们要被淘汰、被取代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在我看来,在任何一个阶段,人类在追求真理时,没有什么比感知到种族、肤色、语言与文化的区别是基于完全的一致性,感知到人非千差万别,精神亦非千差万别而只有“一个人类”一个精神,这些体会更为重要,更令人感到 慰藉。

再概述一下:人成长为人的过程是从无罪到有罪,从有罪到绝望,从绝望到灭亡或解脱:即非为了逃避道德与文化而再返回童年的天堂,而是去经受两者的洗礼直至能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当然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倒退。但要一个已经觉醒过来的人从善恶统治的王国再逃回无罪的天堂是较难做到的。更可能经常发生的是,那些有过彻悟与解脱体验的人很容易再跌入第二阶段,重遭其法则、恐惧以及那些无法实现的生活要求的折磨。

这就是我所知的心灵发展史的人成长为人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也从很多其他人的见证中得知的。在历史任何时代,在任何宗教、任何生活方式中总是有这些相同的典型体验,总是有相同阶段,相同顺序:无罪童年的丧失;在法律之下伸张正义的努力;接踵而来的通过修行或知识以求摆脱有罪的徒劳奋斗而导致的绝望;最后为走出地狱,进入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一种新一类的无罪。人类已多次用绝佳象征比喻为自己描绘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最熟悉的象征就是从天国的亚当到解脱了的耶稣基督的过程。

当然,很多这些象征性的描绘还为我们展示了更进一步更高层次的发展:变为圣雄,变为上帝,变为一尘不染、摆脱生死轮回的纯粹精神体。所有宗教对这些理想并不陌生,我常常也有过当至人、无痛者、圣者或仙人这种最美好的理想。至于这种理想是否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梦,是否曾经成为经验与事实,是否曾经真正有人成为上帝,我则一无所知。

但我确知人的发展史的那几个主要阶段:凡体验过这些阶段的过去人和现代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现实。其实,那些梦想中的人长成人的更高阶段,不管有无,其能存在于我们的梦中、理想中、文学中或向往的目标中应是件快意之事。如果过去曾经有人真正体验过这些更高的阶段,那他们不会把这些体验大肆宣扬,而且其性质对那些没体验过该阶段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亦无法言传的。在所有宗教圣人传说中都提及此类体验,听起来确实可信。在小宗派异教团体与假冒大师的邪说中经常也提及类似的体验,但全都带有幻觉或有意欺诈的标志。

在此要补充说的是,并不仅仅是那些神秘的最后阶段与心灵体验无法被人理解,无法被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些人生历程更早的、包括最初的经历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被言传。在一个初级无罪阶段里生活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出自有罪境界、绝望境界、解脱境界的人的自白。对他来说,这些自白听起来犹如外国民族的神话故事对一个阅读能力不高的读者那么荒诞无稽。与此相反,任何人都能在别人讲述中肯定与迅速地认出那些他本人有过的典型的人生体验—即使是从外国陌生的神学中翻译过来的体验。任何真正有过一种特殊体验的基督教徒肯定认得出圣保罗、帕斯卡尔、马丁.路德与伊格纳修斯所有过的特殊体验与他曾有过的是相似的。而任何一个更深入接近信仰核心因而超越了单纯“基督教式”体验模式的基督教徒肯定能在其他宗教信仰者中从各种特征中觉察出所有那些用了不同象征语言表达的基本心灵体验。

要把我个人从基督教开始的心灵发展史讲述出来,以及根据它来勾画出我个人方式的信仰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所有书都可以作为出发点。这些书对读者群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某种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在于他们于其中看到了自己那些最有意义的体验、胜利与失败得到了证实与阐明。这部分的读者为数不多,而有过心灵体验的人本来就不很多。大部分人根本成不了人,他们滞留在原始状态中,滞留在充满冲突与发展的幼稚人世间;大部分人甚至连“第二阶段”都摸不着,而只停留在不担负责任的欲望与儿时梦想的动物境界中;他们对关于一种超越他们朦胧意识的境界的传说,关于善与恶的传说,关于一种对善恶的绝望的传说,关于一种走出苦难进入受彻悟光华沐浴的状态的传说感到荒谬可笑。

人的心灵发展史与自性实现可能有千万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个发展史的过程及其各阶段顺序却亘古不变——去观察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来积极投入于、来受折磨于这一必然不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作家们能从中获得最大满足的一种癖好。

在我们靠自己智力对人生这个多姿多彩的画册进行理性分析与系统分类所做的各种努力中,其中较明显的古已有之的努力就是把人按其类型进行分类与归类。现在,在我依据我个人方式与经验来描述两种对立的人类基本类型时,我完全意识到这种把人类分成几种所谓的基本类型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

人并不能分类成有数的几个或无数类型;哲学家如果无条件地去相信某一个类型学说则要铸成大错。但作为一种游戏,一种把我们凌乱的经验素材整理出来的尝试,亦作为一个理顺我们心灵中的各种体验的甚为脆弱的手段来把人分成不同类型的做法还是有的(大多数人只是一直不自觉地在做着)。即使小孩也可能把他眼里所见到的人按人类原始意象中的爸爸、妈妈、保姆进行区别、分类。我把人分类成两个主要类型是出自于我的阅历与书本知识,我称之为理性者与虔诚者。世界对我来说,就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按照这非常粗糙的模式来划分归类。当然,这种划分归类只是短暂的事,没过一会儿世界又变为一个无法看透的谜。我早已不相信人们对纷繁的万事万象的认识与洞察会高于这幸福的短暂间所呈现的表面条理性,会高于这个时不时可以体验到的小小乐趣,即在一秒钟内自我欺骗地把混沌想象成宇宙。

如果我在这种幸福瞬间把我那“理性—虔诚”的模式套用到世界历史的话,那么人类在这一瞬间对我来说,就只是由这两种类型的人所组成。我也就认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属于哪个类型,也知道自己准确属于哪个类型:我属于虔诚者这类,不属于理性者那类。于是转眼间,当那愉快的思考体验结束时,刚理出的那轮廓清晰的世界又垮掉了,成为一片茫无头绪的纷乱;我方才还以为看得很清楚的事,即释迦牟尼佛、圣保罗、凯撒大帝或列宁是属于两种类型中的哪一个,但现在却又 完全模糊了;并且遗憾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同样模糊了。方才我还准确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虔诚者——可现在我却在我身上一点一点地发现理性者的特征,那些十 分突出的令我浑身不舒服的特征。

一切知识的命运亦是如此。知识即是行动,知识即是体验。它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寿命只是瞬间。——现在我将尝试以不做任何系统分析的方式来大约勾画出为我的思想游戏提供了一个模式的两种类型的人。

理性者最相信的莫过于人的理性。他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挺好的才能,而且根本就是最高的一切。

理性者认为他自身就具有世界与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一个合理安排有序的个体生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条理性与实用性套用到世界与历史上去。因此他相信进 步。他看到人们今天比以往能更好地开枪射中目标,更快捷地旅游,他不想也不愿意要看到与这些进步相对立的千百个倒退。他认为现代人比孔子、苏格拉底或耶稣 更进化了,更高级,因为现代人为自己培养了一些更强有力的技术能力。理性者认为地球是听任人们去开发榨取的。他最害怕的敌人是死亡,是想到生命和事业的有限性。他不去想它,实在不得不想到它时,他就逃到活动中去,通过对财物、对知识、对法律、对合理地控制(统治)世界的加倍追求来与死亡对抗。他对永生不死 的信念即是对进步的信念;他认为作为进步永恒链中积极参与的一环可以免遭彻底消失的命运。

理性者有时易于对那些不相信他的进步与妨碍他实现他那些理性理想的虔诚者产生憎恨和激烈的情绪。人们可以想一下那些革命者的狂热,回忆一下所有进步的、民主的、讲理的、社会主义作家们对那些不同信仰者所发表的极强烈厌烦的意见。

理性者看来在生活的实际操作中对他自己的信仰比虔诚者更有信心。他觉得他代表理性圣母有全发号施令和进行组织,有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要别人接受的都是好事:卫生、道德、民主等等。

理性者追求权力,即使仅仅为了贯彻“好事”。他的最大危害亦在于此——在追求权力方面、在滥用权力方面、在喜欢发号施令方面、在进行恐怖威吓方面。托洛斯基很不忍看到一个农民挨打,但为了他的一个见解他可以毫不犹疑地让几十万人被杀掉。

理性者很容易钟爱制度。由于理性者们追求并拥有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蔑视或憎恨虔诚者,还可以迫害、控告、杀害他。他们承担拥有权力并将其用于“好事”上的责任,为此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大炮都无不当之处。当大自然与他所谓的“愚蠢”一再是那么顽强时,理性者偶尔会失去信心——有些时候,他会由于他必须迫害、惩 罚或杀害他人而感到痛苦万分。

理性者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是:尽管有众多相互矛盾之处他坚信理性归根到底与创造和主宰世界的精神是同样的东西。

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并对它施以暴力。他总是容易变得严肃认真。他是一个教育者。

理性者一向不太容易相信他的直觉。

理性者在大自然与艺术面前总是无所适从。一会儿蔑视它们,一会儿又迷信般地高估它们。为古老艺术品付出百万高价或为鸟类、野兽、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区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诚者的信仰与生活感情的依据。其表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有强烈的感觉;一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世界规则。虔诚者虽然视理性为一个挺好的才能,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足以用来认识,更不用说用来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诚者认为,人是为地球服务的一份子。在死亡与生命有限的恐怖降临到他身上时,他逃到一种信仰中,相信创世者(或大自然)也用此种使人害怕的手段来力求达到它的目的;他视为是一个优点的并不是对死亡思想的忘却或抵抗,而是能惧怕地且又敬畏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意志。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并非理性是他的模本,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激烈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主义与世俗理想的粗暴激情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 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使他相信,在为了崇高的理想所发生的理性者们的一切狂热与粗暴、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服务于上帝的目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净无为和自 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钟爱各种神话。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 率地是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死亡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觉得他们是无比幸福的。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与艺术面前,虔诚者总是潇洒自如,无所拘束,而在教育与知识面前他却不知所措,难以适从。一会儿将两者视为废物而不能公正对待,一会儿对它们又迷信 般地过高估计。举一个撞到一起的极端例子:比如一个虔诚者置身于一台理性机器中,他在一场他不愿参与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审判或战争中死亡——在此种情况 下双方总是有责任的。

之所以有死罪、有监狱、有战争、有大炮是理性者之责。但在免除这一切上面却不见虔诚者有何作为。在世界史中有两个把虔诚者之被理性者杀害特别形象、特别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审判:对苏格拉底与对救世主耶稣的审判都呈现了一种恐怖的双重性。难道雅典人,难道彼拉多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获得释放吗?难道苏格拉底,难道耶稣除了以一种英雄式的残酷使敌人背负错判之责并以死来战胜他们之外,就不能以较小的消耗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吗?肯定能。但悲剧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并非事故,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冲撞。

在以上分类中,我处处把“虔诚者”和“理性者”对立起来,但请读者始终能明白这两种称呼的纯粹的心理学含义。当然表面上看来,以往经常携刀带剑的是“虔诚者”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然而对我来说,虔诚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也不一定是乐于思考的人。当西班牙审判异端的宗教 法庭把一个“无神论者”送上火场时,审判者是理性者、组织者、强者,其牺牲者则是虔诚者。

顺便提一下,尽管我的分类模式有点极端,我完全无意认为,虔诚者一定没有奋斗精神,理性者肯定与天才无缘。在两个阵营里都成长着天才,焕发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最后一个甚至是托洛斯基)这些“理性者”我都是为天才。另一方面,象托尔斯泰这样的虔诚者和反暴力者毕竟为了 “追求实现”付出了巨大牺牲。

其实,我觉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他虽然代表他类别中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但同时对对立极又有一种隐蔽的渴望,对他的对立类别在心中怀有一种无言的尊重。纯粹沉湎与数字的人从不是天才之料,纯粹沉湎与灵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摆来摆去,他们受控于两种根本相互对立、却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辅相成的天赋;虔诚的数学家(如帕斯卡尔)就是这类众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诚与理性的天才相互了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爱慕对方,一个被另一个吸引着,我们人类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体验从来也就是理性与敬畏的和解,即把两大对立面视为对等的认识。

终结思考:

最后如果我们把两种模式互相应用于对方,即把人长成人的三阶段模式应用到人类的两种基本类型,我们会发现,三阶段的意义对两种类型的人虽说是相同的,但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相同点上,两种类型人的危险和希望却不相同。两种类型人在走向人长成人的第一步时,在走进善与恶的世界中时,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虔诚者更像儿童,他不会急着要、也不甚愿意离开天堂而去体验有罪之生

然而他将在下一个阶段——从有罪到彻悟的阶段上,具有更强壮的翅膀。他其实会尽可能地不去想中间阶段(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中的不适”),尽可能地去摆脱它。由于他在有罪与不适的世界中确实感到格格不入,他在某种情况下将较容易地上升到下一个解脱的阶段。然而,偶尔他也会很容易想要并成功的逃回儿童时期的天堂,逃回无善恶、无所谓责任的世界中去。相反地,在第二阶段、在有罪的阶段中,在文化、文明、有作为的阶段中,理性者确实感到很自在。他很快会忘却童年的最后遗迹而不受其干扰,他喜爱工作,乐于接受需要担负责任的职务;他既不怀念失去的童年,亦不热切渴望从善恶中解脱出来,虽然这种体验亦是他所渴望并能办得到的。比起虔诚者,他较容易相信道德与文化所提出的问题都可获得解决;而却较难达到绝望的中间状态——他一切努力的失败、他主持正义的无谓。但当绝望降临之时,也许他不会象虔诚者那么容易受诱于逃入成人之前的世界中或不用担负任何责任的状态 中。

在无罪阶段,虔诚者与理性者之间的对抗有如不同天赋孩子之间的对抗。在第二阶段,成为有知之人后,两个对立极的对抗已具国家行动性质的激烈性、狂热性和悲剧性。在第三阶段上,这两类对抗者开始认识对方,不再是认识到对方的相异性,而是认识到相互的依赖性。他们开始爱慕对方,开始想念对方。这儿就有路通向开发人本质的种种可能;然而这种状况至今尚未呈现在世人眼前。

 

名人们总比大众所以为的要不简单得多。反过来的意思是,大众为什么只能是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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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系条头巾,穿件马球装,素面朝天去散步。我逛街,或者只是看看人们的生活。不过,总有些眼尖的小孩会指着我喊:“嗨,等一下,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了谁?”然后他们就尾随在我后面。我并不在意。我知道有些人不过想看看你是不是真是那个人。这些十多岁的孩子们脸上闪烁着光泽,他们大惊小怪地喊着“哇”,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朋友们这回事。老人们则会走上前来说:“等一下,等我跟我老婆说一声。”你就这样改变了他们的一天。早上,在第57街经过的收垃圾的工人会在我出门时说:“玛丽莲,嗨!今天早上你感觉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个荣耀。我因此而爱着他们。那些工人们还会在我经过时吹口哨,一开始他们吹口哨是因为他们心想:“噢,有个女孩儿过来了,长着一头金发,身材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惊叹:“天哪,是玛丽莲·梦露!”这时候的感觉最好,就是那种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觉,你对他们有着某种意义。

跟随名气而来的是嫉妒。你遇到的人会觉得,她以为她是谁,玛丽莲·梦露?他们认为,名气能带给自己某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他们会对你说一些以为不会伤害到你的感情的话。有一次,我想买座房子,一个男人出来后看到我,他很惊奇也很高兴,说:“噢,请稍等一下,我让我妻子出来见你。”而那位妻子出来后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不可以离开这里?”你总是遇到这样的人。

一些演员或导演往往不会这么对我说话,他们会对报纸说,那样掀起的动静更大。如果他们只是当着我的面羞辱我,那还没有什么,因为我顶多当他们不存在。但若登上了报纸,海岸连着海岸,那就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对别人更宽容一些。我不喜欢这么说,但恐怕这个圈子里有太多嫉妒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我没有做错,不过他们就不一定了!”

5岁起我就梦想成为一名演员。我热爱演戏。我不喜欢周围的世界,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但我喜欢玩过家家。这好像能让你为自己建造一个世界一般。那真的很好玩。当我知道有表演这一行业时,我就知道,那就是我要做的。

小时候的你可以玩,但当你长大,他们就会告诉你演戏是很难的。养育我的家人为打发我离开家里,常常让我去看电影,我可以为此一整天都乖乖坐着。我面前是那么大的银幕,一个小孩儿多孤独啊,但我就是喜欢。我喜欢上面晃动的影像,我不会错过每一个细节,虽然没有爆米花可以边看边吃。

当我11岁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对我关闭了。突然间,所有的东西似乎又向我开放了。女孩们都不太搭理我。我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学校,足有2.5英里。但走那段路却是纯粹的乐趣,开车去上班的工人们都按着汽车喇叭,冲我挥着手,我也冲他们挥手。这时候的世界显得特别友善。所有送报纸的男孩子都会经过我住的地方。我常常挂在一根树杈上晃荡。那时候我老穿着运动衫。我并不知道那时候一件运动衫的价值。我只不过刚刚开始学会赶潮流。不过我赶得有点吃力,因为运动衫挺贵的。但男孩子们就骑着单车来了,我可以拿到免费的报纸,家里人对这一点倒是很高兴。

更大一些的时候,我常往好莱坞中国剧院跑,拿自己的脚丫往水泥里的名人印记上踩。当后来我终于把自己的脚放进湿水泥中,印下属于自己的脚印时,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那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几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样的过去促使我努力成为一名演员。我享受演戏。我猜自己是绝不满足当一名家庭主妇的。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梦想。我对此感到骄傲,因为我是属于自己的。洛杉矶是我的家,当他们说:“回家吧!”我会说:“我已经在家里了。”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名时,是我载着某人去了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一家电影院,远远地就看到自己的名字。我当时说:“天哪,有人搞错了。”但那确实是我的名字,在灯光下分外显眼。这对我来说是种很奇妙的感觉。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成为一个明星。

我记得当我参演电影《绅士爱美人》时,简·拉塞尔拿了20万片酬,而我每周只有500元,但这笔钱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我唯一没有的就是一个换衣间。当我最终也得到了同等的待遇时,我对自己说:“看吧,我是个美人,再说,绅士就爱美人!”我要对人们说,如果我是个明星,那是人们让我成了明星。并非摄影棚,并非哪个个人,而是人们。但名气能带来特殊的负担。我不介意长得性感或迷人,但那确实会给我带来负担。我认为,美丽与柔情是不老的,也不能假扮出来,魅力也是一样,是制造不出来的。魅力都是建立在柔情之上的。在我看来,性感只有在自然且自发时才会是吸引人的。这是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意到的,也是我不吐不快的。感谢上帝,我们都是天生的尤物,但可惜的是许多人都鄙视且践踏这样的天赋。真正的艺术来源于此,一切都来源于此。

我不太清楚什么才叫性感,我一直认为那种表现就是你糅合在一起的东西。但麻烦就在于一个性感的人成了一样东西,我讨厌成为一样东西。但若我不得不成为某种象征,我还是宁可选择性感。女孩们都想成为我,但是,她们是她们,我是我。

若你能成为别人的幻想,那是很棒的事,不过你也希望你是作为真实的自己被接受的。我不会把自己看做是个商品,不过我肯定很多人都这么看我。如果我老是被这么嘲弄,搞不好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了。

有些人会提出特别莫名其妙的问题,但他们也不怕别人知道。比如说我迟到了,我猜人们会琢磨我为什么会迟到,他们会想这是耍大牌。但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只觉得我似乎被排除在这股巨大的美国潮流之外。你只能持续往前走,往前奔,但为什么这么做你却不知道。我不过是希望在开始表演前能有充分的准备罢了。他们却坐在那里,像一群小孩似地聊着生活中的琐事。盖博是这么说我的:“当她在那里,她就在那里,她的全部都在那里!她是来那里工作的。”

当他们叫我到麦迪逊广场花园总统的生日宴上现身时,我是被尊敬的。当我走近唱“生日快乐”歌时,全场都鸦雀无声,好像我是穿着衬裙来的似的。那时的我想:“噢,老天,要是发不出声音该怎么办!”我要像最后一次为人们唱歌一样来唱这首歌。我记得,当我走向麦克风时,我一直都是抬头挺胸,我心想:“这就是我应该站立的位置。”

所以当我跟总统会面时,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于是见面时第一句话我说的不是“你好”,而是向总统介绍我身边的前公公伊沙多尔·米勒。我本来应该说:“你好,总统先生。”

我的继子女也背负了我的名气所带来的负担。有时候他们会读到关于我的负面报道,我很担心这会给他们造成伤害。我会告诉他们:“别为了我将这些东西藏起来。我宁可你们直接来问我,我会坦诚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

我希望他们能了解除了自己以外的生活。我经常对他们说,我曾为了每月五分钱的工资工作,我洗过100个盘子。这时候孩子们就会惊呼:“100个盘子啊!”我就接着说:“不止这样,洗之前我还要清理盘子上的东西。”我洗完盘子还要漂洗并放到风干的地方,但我会说:“感谢上帝,我不用把它们都擦干。”

我从来没有快乐过,那不是我可以轻易得到的东西。我成长的过程跟普通的美国小孩不一样。不过,也因为名气之故,我得以与两个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人结婚。

我不认为人们会针对我。我喜欢他们。公众一词会让我害怕,但我相信人们。或许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报纸上写的,或者摄影棚里拍出的故事。但我认为人们在看电影时会有自己的判断。人类就是这么奇妙的动物,我们保留着自己思考的权利。

我的倾诉该结束了。你必须重新出发。我现在为我的工作而活,我与可以真正依靠的人在一起。名气总会逝去。再见,我毕竟曾经有过这样的名气。我一直知道,世事变幻无常。但至少我经历过,虽然那不是我停留的地方。

 

《生活》杂志1962年8月17日
口述:玛丽莲•梦露
作者:理查德•梅利曼
翻译:裴扬

 

为了表达自己有多聪明,中国总是有那么多喜欢轻易就给某个事物或别人下结论的人,甚至连一个公司都没有做过,就可以把别人的商业模式或战略决策评论得头头是道。唯一忽略举证的是:事实、证据,还有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去与当事人了解,以及各种各样的市场调研。当这些聪明的大脑横行,社会就完全搞不清楚“基于事实的评论”和“基于评论的事实”到底有什么区别。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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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内包红火》。
联想到Tim Cooker最近表示苹果将投资1亿美金把更多苹果制造搬回美国

 

一个工程师关于《<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的读后感:

 

人生情境,事过皆佳。

 

Today received 2 pairs of socks. Thanks for your gift,  Jane.

很多很多年的友谊,也许真的只有音乐才能表达的吧。悄悄送你一首歌:我们相识

 

前天出差,飞机场上用手机拍的。觉得把它打印出来,做成明信片不错。

 

 

也做Mobile Internet产业链梳理,移动互联网棋至中盘

 

 

近日市场调研机构eMarketer发布数据称:Google在美国市场的在线显示广告业务,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超越Facebook。这是Google一个新里程碑,意味搜索巨人将首次名副其实成为网络搜索广告、移动广告和显示广告的“三连冠”,分别代表着图像广告、交互式广告和视频广告。这个数据也让美国广告商们大吃一惊,因为通常Google被认为最擅长的是搜索广告业务。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搜索经济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来的,“点击付费”的发明者实际上并非Google,而是企业孵化器IdeaLab的创建者比尔·格罗斯。

在硅谷,格罗斯曾以乐于挑战传统商业行为的准则著称,为使公司建立的速度能追上他大脑中新设想的速度,他于1996年创办IdeaLab,专门为其看中的初创公司提供启动资金、投融资渠道,然后持有少数股权。1998年至1999年间,由他创办的很多公司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姿态先后上市,不过随着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Overture 也成为IdeaLab唯一一颗发光的宝石。那个时候,它还叫“GoTo”。

格罗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首先,当时市场正被雅虎鼓舞,充斥着对门户网站的疯狂热情,初创公司忙于将用户留在自己的网站内,格罗斯看到了GoTo的可能性;其次,由于垃圾网页充斥着搜索结果,格罗斯意识到,引入金钱或许可以成为驱逐劣质搜索结果的一个杠杆。由此他发现了推动整个搜索经济的理念,即用户输入搜索框的搜索语句具有价值,可以定价。

不过,商人格罗斯的思维模式还是小了。为应对收入压力,他把有着更好搜索结果的Overture以搜索技术解决方案方式外售给雅虎、美国在线等公司,而没有把它作为直接面对个人用户的独立网站。Overture的光荣使命最终以被雅虎收购告终,而与此同时,差不多创建于同一时期的Google却向公众打出搜索框,并把“点击付费”的商业模式发扬光大。

这就是为何对广告商而言Google搜索广告具有高广告匹配度特点的原因。通常,广告品牌营销有五大关键环节,分别为:让用户意识到(Awareness)、用户开始考虑(Consider)、用户理解(Understanding)、用户尝试(Try/Retry)和用户忠诚(Loyalty)。因为搜索经济的基础是输入关键字,用户这一行为已相当品牌营销的最后两个环节,非常接近点击购买,而品牌营销的前三个环节更像是显示广告的功能。

但这并不是说,显示广告不重要。尽管显示广告的目的性不那么明确,但对消费者有重要的启发和教育功能。大约是在2009年,已在搜索广告领域绝对称霸的Google就开始了对在线广告新业务的拓展,这既包括移动广告也包括显示广告。

在移动领域,值得注意的是,Google核心商业模式就是广告,随着Android市场越做越大,它的终极目标是要将其核心商业模式从互联网移植至手机平台。2009年11月,Google以7.5亿美金从苹果手中抢走移动广告公司AdMob,将其收归麾下。而在显示广告领域,Google也对传统模式进行进化,花费高达40亿美金收购了包括DoubleClick在内的显示广告技术公司,并开发出让广告商自由买卖广告空间的交换平台DoubleClick Ad Exchange。

后者是一种新型在线显示广告的做法。第一,其以人群而非广告位进行销售,这意味可以节省向那些不必要的消费者推送的流量成本,因为广告主最终目的是将品牌广告展示给符合其消费定位的目标人群,如“奔驰”投放广告实际上不需要只能购买“奇瑞”的消费者流量。其二,引进了类似证券交易市场的广告交易市场这一产业链环节,它将所有媒体流量放进,这种实时竞价的技术模式可以避免传统模式因人脉、关系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及灰色交易,使广告购买行为更透明和公正化。

这也就不奇怪:为何上个月在美国素有品牌广告之家的Facebook匆匆忙忙推出了Facebook Exchange。同是显示广告,但模式的进化永无止尽,在创收压力下,Facebook急需通过一种新方式对它的流量盈余进行货币转化。

 

 

一恢复工作就很兴奋。

 

文/范真

 

美国沃尔玛有一项政策,对其商品有任何不满意,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我买了一个音响,在第29天我“不满意了”,我去退了,然后换了一套更高级的。我的朋友张来自香港,父亲是个医生,家境殷实,他更狠,他去买了台电脑,抽掉其中的硬盘和内存条,然后退了。他说他问过律师,只要当场没有被查出,货物退后,概不负责。沃尔玛没有因为我们这样的而倒闭,毕竟我们是少数。

99年有家公司叫Peapod,做的就是现在国内的一号店做的事,在网上卖Grocery(油盐酱醋等),这家公司有上亿美金的风险投资,出手很是大方,到处送价值50美金的免费券。我买了49.95美金的东西,对方运来两箱子,上门还帮我装进冰箱摆好,并告诉我哪些东西要先吃,久了就不好吃了。服务没的说。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它们网站买过东西了,因为没有50美金免费券了。这家公司后来倒闭了。这次,是因为我。因为我这样的成了多数。

99年还有一家公司叫AllAdvantage,做互联网广告的,它有一个客户端,用户下载后安装就常驻桌面,不停地滚动显示广告,你点击广告它就送钱给你。一个月最多给你20美金。条件是你要让这个客户端在你的电脑桌面上有效运行满20小时,并且有效点击超过多少次。公司里很多人都装,毕竟一个月20元虽少,但也是钱啊。但很快,大家都开始纷纷卸载了,太碍事了,滚动的广告总是分散人工作的注意力。我看到机会。写了一个程序,可以在你不在电脑前的时候运行它,而且,如果你事先注册好多个AllAdvantage的帐号的话,它还可以轮换着这些帐号,让你每个帐号都运行满20小时,赚20美元。我白天在自己家里的4台电脑上跑这个程序,晚上在公司的2台电脑上跑。一个月后,AllAdvantage给我寄来几十张支票,总共有1500多美元。来自香港的张姓朋友知道后,把我的程序要去,他买了20多台二手电脑,把家里客厅都摆满了。全部运行我写的程序,一个月后,他赚了一万多美金。AllAdvantage后来不知道怎样了,据说下场也不怎么好。

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轮盘赌看似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或者说漏洞可钻。但是法默不这么认为,他买了一台二手的轮盘赌,在家里和几个俱乐部的朋友一起拆了研究,发现虽然数学上是随机的,但物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球的跳动速度,轮盘的倾角会决定球最终落在某个扇形区域的概率。法默编写了程序,并设计了一种可以藏在鞋里的计算机,用脚趾头操作。他们几个人开始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大展身手,赢得是盆满钵满。而这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

商家,企业在经营的时候对自己商业模式的考量往往是不充分的。对各种风险的预知和判断也是很初级的。如果抱着只要我的心是好的,用户就会知恩图报,投桃送李,那也许严重的会死得很惨,轻者也会遭受损失。很多时候,并不是像抢银行般的暴力犯罪让一个公司陷入困境,而恰恰是自己的商业模式,流程,策略设计不合理,有巨大漏洞,被人钻了空子。小心驶得万年船,公司再小,也要从一开始就注重安全防范,招人要严,管理要细,待人以诚,注重合同,懂得放弃,勿要贪婪,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也不无缘无故送人好处。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坚决拒绝与这样的人和公司合作。不追求大和扩张,只追求好和精益求精。催肥的公司远不如有机生长的公司来得健康持久。不要抱怨被利用,被攻击,被构陷,而要躬身反省,是不是自己篱笆扎得不够紧。要创新,也要安全。

 

http://www.redesign.hk/

 

“盲目崇拜所谓的商业模式,而对人性缺乏了解。”

 

好久没考试了,我在琢磨我是否也要去考一场惊心动魄的试。
反正都是26个英文字母。

 

昨晚,是苹果社会活动家的节日。

 

把安全软件换掉了,投奔“MSE+小红伞”的怀抱。

 

这个东西之前一直在我眼前飘我都没看,昨晚终于点击了。
嗯,好东西都是从个人讲起的。

给纽约时报写的一个专栏,献给中国所有苦逼的Code Monkey们。

我只想要一个仓库》:“除此以外的时间,程序猿就在改造北京的出租房;他试图将这个几十平米的地方改造成为供他发泄智力的场所。硅谷时髦的仓库文化缘于对发明、创业低成本地追求,程序猿的车库却挂在北京一个鸽子楼的高空,距地面好几十米……”

也许世界真的有伯乐和奇迹,几天后,我收到的一封来自美国的邮件。

“Hi Lynn,
I read your article on NYT Chinese, on the aspirations of a “code monkey” Mr. Harry Liu. We are in need of such talents, and I wonder if you may please connect us?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congratulations on a great article.”

据说,他们已经通了电话。是的,我们都需要运气,但除此之外,我们总是还能为自己的愿望做些什么,比如单纯的记录,比如帮助别人。感谢外媒的认真、执着、诚意和认同将科技最终回归与人的关系。这个专栏更新频率不会很高,但会一直写下去,欢迎大家有好的故事和我联系。

 

 

很认同的一段话。

“所以说我们要跳出狭隘的圈子看到未来的结果。我们今天是有能力,但不要把自己的能力设计得完全脱离我们实际。我们若要完全背负起人类的包袱,背负起社会的包袱,背负起中国民族振兴的包袱,就背得太重了……我那天给何庭波的批示上讲,你能不能伴着华盛顿的音乐,跳一支《春江花月夜》?背上了包袱,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五千年,为了更伟大的目标,你还能跳得动么?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的要简单一点,我们也担负不起重任来,我们能往前走一点就是胜利,不要以为一定要走多远。”

原文:《任正非在2012实验室的讲话》。

 

狂背单词。

<Gossip Girls>看到第2季,第1季结尾悬念横生,有人说里面的人都完全不成熟的。好吧,Was Injured第12天,一步床也不能下,但不妨碍阿姨走了后拄着拐杖偷偷下电梯,坐在楼底下吹吹风。上海真是个好城市,有时候我想。凌晨也有灯火通明。

 

腾讯将“Drift Bottle”function由邮箱情境update到移动微信(美国区:WeChat),昨晚Pick到一堆人扔到大海中的“声音”,不知《2046》的慕云周赶上这个时代会否抛弃树洞转向人工型大海?顺便把今天份额也用完了,“No more bottles today. Take a break?”Well,围绕交流、沟通平台核心应用衍生的一个小噱头。

似乎有一件高兴事:继2007/2008年Wikipedia解禁后,MeetUp在中国看起来也已经解禁。四年前初到硅谷,有人提醒:这是美国最忙碌的地方,不过东部人永远无法了解他们在忙什么。MeetUp.com让人略知一二,这些看似务虚的聚会肩负传播新技术、推广新产品、投融资以及寻觅商业合作机会等非常务实的使命,每个人都为自己和机会而来,没有姿态,没有架子。十几年前,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咖啡吧,几杯咖啡就谈出了Google和PayPal这样的投资;两年前我参加过一个案例,科技博客TechCrunch成立五周年,Rob Ross在MeetUp发了一个帖子,五天后免费场地、30多个志愿者、四五家赞助商及满桌子的饮料、蛋糕悉数到位。当日照片:1)聚会开场前的黑人爵士乐;2)窗户望下去的加利福尼亚车流。